“9日還3000元的‘螞蟻花唄’，17日還2500元的‘自如房租’，30日還1500元的‘京東白條’。”在廣州白領姚薇的日歷上，每月有3個日子是用紅筆圈出來的。
盡管一個月的固定債務達到7000元，但在剛剛過去的情人節(jié)，姚薇還是送給男友一臺價值2000元的游戲機，“也是用信用卡透支的”。
對這個90后而言，“超前消費”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，“基本上都是這個月花光下個月的收入。”有時遇到不理解的目光，她還會主動解釋自己的“消費觀”，“開心最重要，現(xiàn)在借貸平臺那么多，先買完再慢慢還吧。”
開心歸開心，姚薇也為“超前消費”付出了代價——工作3年，不僅沒有落下存款，反而欠下不少債。
伴隨80后、90后成為消費市場主力，“這月買下月還”的消費方式已然不是一件新鮮事。前不久，清華大學中國經(jīng)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發(fā)布的《2018中國消費信貸市場研究》顯示，截至2018年10月，我國消費金融規(guī)模達到8.45萬億元。
這些期限通常不超過1年的信貸產(chǎn)品，主要用以購買日耗品、衣服、電子產(chǎn)品和支付房租，而使用人群主體無疑是熱衷于“超前消費”的年輕群體。
長期研究消費文化的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劉曉程認為，在西方消費文化和國內產(chǎn)業(yè)結構、經(jīng)濟發(fā)展的多重因素影響下，青年表現(xiàn)出超前消費、重視個人快感和體驗等消費文化新特征，“不在乎天長地久，只在乎現(xiàn)在擁有”。
但對于過快增長的消費欲望、魚目混珠的借貸產(chǎn)品、不合理的營銷手段仍需給予更多關注，因為在“超前消費”這件事上，“需要做風控的不僅是借貸平臺，還包括每一位消費者。”
花錢變成數(shù)字“加減法”
在收到支付寶2018年年度賬單后，從事游戲行業(yè)的趙鑫著實被嚇了一跳。過去一年里，他在支付寶中的消費達到8萬元，領先96%的同齡人，在218次外賣的助攻下，飲食消費超過2萬元位居榜首，交通出行、文教娛樂兩項緊隨其后，總數(shù)也超過了3萬元……
“還不包括在其他平臺上的消費和線下支出。”朋友圈里，趙鑫一邊自嘲已經(jīng)實現(xiàn)了“賬單式小康”，明明窮到舉步維艱，卻在賬單里活出月薪幾萬元的風采。另一邊也清楚自己稅后8000元的月收入，很難支撐當下“奢侈”的生活方式。
“至少90%是通過‘螞蟻花唄’支付的。”和姚薇一樣，趙鑫每月9日都要為少則幾千元多則上萬元的“催繳單”埋單，“我這就是個工資中轉站，常常是發(fā)完工資沒焐熱，就從我們老板的口袋跑到了另一個老板的口袋。”
從大二開始，趙鑫就開通了“花唄”業(yè)務。剛開始向商家展示付款碼時，他還有點難為情，覺得這是“沒錢的表現(xiàn)”。但現(xiàn)在，趙鑫早已對這種消費方式習以為常，花唄額度也從最初的3000元上升到1萬元。
與此同時，趙鑫的消費觀念也悄然轉變，“原本買個稍微貴重些的東西，都要猶豫再三。可現(xiàn)在只要看對眼，甭管多少錢都會下單。”
私底下，趙鑫分析過自己“沖動消費”的原因。“大概是花唄的數(shù)額不像是真實的錢，更像是一串數(shù)字的起起落落。”他告訴記者，一定程度上，正是這種虛幻的“富有”，助長了他的消費“欲望”，讓他覺得多花1000元或少花1000元，沒有太大區(qū)別，只是在還不上錢時，會心疼由此產(chǎn)生的高額利息。
但趙鑫仍然將花唄作為支付首選，并開通了小額免密功能。在90后群體中，作出同樣選擇的人數(shù)超過1000萬。根據(jù)支付寶2017年發(fā)布的《年輕人消費生活報告》，在1.7億的90后中，有超過4500萬開通了螞蟻花唄，并有接近四成的90后用戶將花唄設為支付首選。
我的消費我做主？
借助花唄、借唄、白條等方式的超前消費只是當下諸多消費觀念中的一種，但年輕人選擇超前消費的理由卻各不相同。
就職于北京一家媒體的李甜就認為“超前消費”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自己向親朋好友借錢的尷尬。
“剛參加工作，實習工資僅能解決溫飽問題，但在北京的花銷卻很多，要租房、買生活用品，還有同事朋友間的人情往來。”摸著干癟的錢包，李甜將“超前消費”定義為保障個人生活的“救命稻草”。
然而，隨著崗位轉正、工資上調，李甜主動調低了自己的信用額度。“一方面，擔心自己忘記還款或不能及時還款，讓小錢滾成大錢；另一方面，是想遏制自己花錢的欲望。”
與李甜的選擇相反，浙江女孩張馨月屢次上調了自己的信用額度，“用貸款消費，將收入用于買定期、基金和黃金。”在讀研的3年里，借助信用卡投資理財?shù)姆绞剑瑥堒霸聰�了6萬元。
相比于李甜和張馨月在超前消費中的從容淡定，大多年輕人仍然對“這月買下月還”的消費方式，表現(xiàn)出過多的依賴性，甚至產(chǎn)生了“自救式消費”“賬單式脫貧”的調侃。
大學生群體是其中的重要部分。艾瑞咨詢公開發(fā)布的《2018大學生消費洞察報告》顯示，大學生日常可支配金額為每月1405元，其中非必要支出達593元，主要用于個人社交娛樂、零食飲料、鞋帽服飾以及護膚彩妝等；提前消費意識強，50.7%的大學生使用過分期產(chǎn)品。
還在讀大三的張爍就時常為自己的“超前消費”行為感到懊悔。去年“雙11”，她一夜之間花光了2個月的生活費。好不容易從“吃土”狀態(tài)緩過來，又因為美妝博主的一句“這個顏色好好看呦”，一口氣買下了幾支口紅。
就在年輕人為了好看的皮囊、有趣的靈魂不斷刷新消費額度的同時，大家按時履約的能力卻有所下滑。
在由支付寶和騰訊發(fā)布的兩份數(shù)據(jù)中，或許能夠窺得一二。2017年，支付寶發(fā)布《年輕人消費生活報告》指出，99%的90后能按時還款。但在今年1月，騰訊發(fā)布的《2018微信還款年度賬單》中，只有61%的用戶保持按時還款的習慣。
甜蜜背后暗流涌動
不具備還款能力就會帶來一定風險。3年時間里，甘肅小伙王琪從一個雄心勃勃的創(chuàng)業(yè)青年變成了被超前消費“捆綁”的人，一度還因7張逾期信用卡想到自殺。
“每天一睜眼就有20多萬元的債務。”王琪告訴記者，2013年，讀大二的他在朋友的建議下，辦理了一張額度3000元的信用卡。從基本花銷到投資生意，慢慢地，超前消費成為他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等到大學畢業(yè)，他已經(jīng)擁有3張信用卡。
一開始，靠打時間差，信用卡成了王琪的理財工具，他也鉆研出一些提高征信額度的小竅門，“每一張卡留20%保底，增加使用頻次，刷一些虛擬的境外消費。”
但有些風險是未知的，2016年底，王琪創(chuàng)業(yè)失敗。為了回本，他又陸續(xù)辦了4張信用卡，通過套現(xiàn)，進行投資。
然而，王琪的自信并沒有帶來好運。信用卡資金鏈一度出現(xiàn)斷裂，滯納金、利息、超限費以及信用記錄上的不良標記，讓王琪的生活徹底“亂套”。最困難的時候，他一天打5份工，直到凌晨兩三點都睡不著。
“信用卡借此還彼確實有機可乘，但大概只有10%的人會在這樣的風險投資中獲利。”一位從業(yè)3年的金融中介說，每個月，他會經(jīng)手大約300單的貸款業(yè)務，其中70%的客戶年齡在25歲至40歲之間。
而此時，為了滿足年輕人迅速增長的消費欲望以及超前消費的火熱市場，一些魚目混珠的借貸產(chǎn)品開始出現(xiàn)在市面上，并借助各種各樣的營銷方式，滲透進年輕人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“我信用分550，可以借4萬元，還30天免息。”某借貸平臺的廣告中，一名20歲左右的男孩揮舞手機向身邊的朋友炫耀。“哇，我信用分600，能借10萬元呢！”另外一個年輕女孩子看到自己的借款額度興奮地跳了起來，并邀請同行的朋友一起試試。
在不到20分鐘的時間里，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就在某互聯(lián)網(wǎng)社交平臺上刷出8種不同借貸平臺的廣告，最多時，每8條視頻里就有1條是借貸廣告。如果在這些內容上稍作停留，系統(tǒng)會更積極地推薦類似內容。
通過觀察，記者也留意到，這些廣告有的甚至有多達1萬的點贊量，但普遍存活期很短，往往幾天的時間就會從平臺上消失，轉而被新的內容替代。但它們的宣傳口號，全都大同小異，普遍聲稱只需身份證和手機號即可提交貸款申請，最高貸款20萬元，有的還可提供最長30天免息，甚至1分鐘就能完成申請，最快3分鐘到賬。
每一個“甜點”背后可能是欲望的深淵
既有超前消費的諸多訴求，又有保障超前消費的金融平臺，還有一點即達的推廣渠道。從表面看，當下社會似乎打造了一個擁有強勁動能的消費市場，而超前消費也為年輕人謀取了發(fā)展“紅利”。
可在一些專業(yè)人士看來，在我國由生產(chǎn)型社會到消費型社會的轉變之中，年輕人的超前消費多少有些“畸形”，也存在一定的風險，需要社會給予更多關注。
“網(wǎng)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，因其擴大流量、獲取用戶的需求，往往會進行強營銷，高頻率、高密度宣傳。”北京大成（深圳）律師事務所律師陳翠指出，根據(jù)目前階段正在進行的網(wǎng)貸平臺核查整頓，網(wǎng)貸平臺的宣傳至少不應對未來效果、收益或者與其相關的情況作出保證性承諾，夸大或者片面宣傳投資理財產(chǎn)品，或是引用不真實、不準確或未經(jīng)核實的數(shù)據(jù)和資料，“最快到賬”“低息”等字眼涉嫌違規(guī)。
華南理工大學法學教師、執(zhí)業(yè)律師葉竹盛則將金融公司借助互聯(lián)網(wǎng)平臺高頻推送借貸平臺的行為，比作誘使年輕人沾染提前消費的“經(jīng)濟鴉片”。
他表示，根據(jù)“信息瀑布效應”同類信息轟炸的結果，會導致受眾非理性地接受這個信息，作出非理性的決定。“法律并無明確禁止，但從社會責任上講，片面鼓動沒有償債能力的年輕人借貸，是存在商業(yè)倫理問題的。”
但在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劉曉程看來，超前消費本身只是一種消費形式，并非僅僅受到廣告、公關、傳媒的影響，反而和社會的物質層、制度層、觀念層息息相關。“一些消費陷阱的出現(xiàn)，正是物質層沒有合適的消費產(chǎn)品，制度層缺乏行之有效的監(jiān)管，而個人又在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中，做出能力以外的盲目追逐行為，再加上外部環(huán)境鼓吹‘不費吹灰之力，就能得到一切’的錯誤觀念綜合影響所致。”
他強調，青年群體正處于人生相對不穩(wěn)定階段，如果一些商家追逐挖掘“人性之欲”，通過心理學工具不斷喚醒“人性之惡”，激發(fā)消費欲望，就會誘導公眾形成不合理、不健康的消費觀念，并最終導致一些青年人陷入超前消費、過度消費的追逐，導致諸如“套路貸”問題出現(xiàn)，傷害個人信譽，造成家庭關系破裂，使個人的學業(yè)、成長受到影響。
至于如何規(guī)避這些風險，劉曉程認為，社會應該給青年群體創(chuàng)造更多消費升級的條件，并通過教育、告知的方式，講清楚超前消費的類型、邊界、以及過度消費可能產(chǎn)生的后果，讓大家能夠在滿足生存、服務發(fā)展和合理享受之間找到個人消費體驗上的一種理性平衡。
“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，每一個恩惠背后，可能是欲望的深淵。”葉竹盛同樣提醒年輕人注意，超前消費表面溫情的背后，“一定是赤裸裸的資本邏輯，年輕人在消費時一定要學會控制風險，量入為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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